體育播報2月7日宣 在接受《體壇周報》專訪時，上海蘭迪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張冰談到了球員欠薪“變少”的真相。

——談球員討薪案子明顯減少

張冰：我們團隊代理的案件數量其實沒減少，但金額降低了很多，而且有個明顯趨勢：男足的討薪案越來越少，女足的反而越來越多。我特別不能理解的是，女足的工資本來就不高，反而欠薪情況變突出了。這些年我一直代理男女足球員的相關案件，其實我們團隊早就開玩笑說，幫球員維權的終極目標，就是讓我們的討薪案子越來越少——環境越規范，欠薪越少，我們的這類案件自然會減少。

不過我并不擔心業務問題，因為中國足球市場在發展，案件類型會發生變化。當市場從“欠薪為主”變成成熟市場后，注冊糾紛、轉會糾紛、俱樂部之間的青訓補償糾紛等會多起來。你看歐洲有些律所，整個律所都只做足球法律服務，他們幾乎沒有欠薪案子，但依然有很多業務，就是因為有這些類型的糾紛。

至于欠薪案件金額下降、女足增多的原因，我覺得有幾個方面：

第一，之前那些欠薪嚴重的“困難戶”俱樂部，要么解散了，要么退出了足球市場；

第二，新進來的投資人比以前理性了，加上工資帽等政策，整體薪資水平更合理；

第三，中國足協確實有進步，對欠薪的監督比以前到位了。

以前拿到欠薪裁決后，俱樂部不執行，我們只能等轉會窗口或準入時才有可能逼著他們履行，比如3月份拿到裁決，可能要等到第二年1-12月準入時才有結果；但現在，中足聯的紀律委員會會日常督促俱樂部履行，這背后我們團隊也做了很多工作，比如經常發郵件、打電話催促足協（中足聯），給他們施加壓力，這樣對俱樂部后續準入也有好處。

還有一個變化是，通過仲裁解決的欠薪案少了，但和俱樂部和解的案子多了。有些我以前經常起訴的俱樂部，慢慢想明白了：與其一直耗著最后付出更多成本，不如早點和解。現在很多俱樂部收到我們的律師函或仲裁通知后，會主動聯系我們和解。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不是要讓俱樂部付出多大代價，核心是解決球員的問題——如果俱樂部愿意早點解決，我也會勸球員做一些讓步，我們更像是球員和俱樂部之間的潤滑劑。

有個俱樂部總經理曾經跟我抱怨：“這些球員從小在我們俱樂部踢球，就像我們自己的孩子，現在居然聽你的不聽我們的，讓他鬧他就鬧，讓他不鬧他就不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當時就回答他：“這正是你們需要反思的。我不需要反思，我只是幫球員維權，而你們這么多年培養他，他最后卻信任我不信任你，肯定是你們嚴重侵害了他的權益——如果是小問題，看在感情的份上，他也不會跟你們翻臉。”

現在很多俱樂部也在慢慢反思，處理欠薪問題更積極主動了。當然，也有俱樂部變得更“壞”，會想各種辦法對付球員，但法律上他們是站不住腳的，他們的手段越極端，反而會倒逼我們提升應對能力，相當于互相“成長”。現在國內很多俱樂部遇到我們團隊其實有點怕，因為這么多年的案例證明，我預測的結果往往是對的，我常跟他們說“早點聽我的，你們損失會更少”。

不過也有讓人費解的情況，比如明明裁決出來后直接支付能少花錢，卻非要等法院凍結賬戶劃款——尤其是一些國有俱樂部，可能領導覺得“法院劃款后責任就不在自己身上了”，但其實賬戶凍結的是國有資產，反而會造成更多損失，這種行為我特別不能理解。

總體來說，欠薪糾紛金額下降、類型變化，是大環境改善的結果，但案件數量并沒有明顯減少。比如上周（注：1月下旬）就有15名女足球員找我，涉及兩家俱樂部的欠薪，金額都很小，多的一萬多，少的幾千塊，甚至還有球員幫俱樂部墊錢買訓練用水，俱樂部都不報銷的。

后來有人告訴我，有些投資人搞女足俱樂部根本不是為了踢球，而是為了“賣證”——球隊能拿到運動健將證，他們收了球員的錢，最后只辦出兩張證，這其實已經涉嫌詐騙了。之前佛山有個俱樂部總經理就因為這個被抓了，我覺得未來一年，可能還會有女足俱樂部的總經理因為類似的“賣證”問題被公安認定為詐騙抓進去。

不過這些年處理欠薪案件，我們也有很多成就感：

一是讓很多俱樂部的合同條款更規范了；

二是球員的法律維權意識變強了——以前很多球員會在空白紙上簽字，現在都會仔細看合同再簽，和俱樂部溝通時會保留微信聊天記錄或錄音，集體維權的意識也有了，甚至形成了球員工會的雛形。

他們知道“一個人維權可能被打擊報復，但10個人一起維權，老板就會弱勢”，而且會統一找我對接，老板最后只能跟我談，這樣能爭取到最好的條件。

足協最大的進步就是紀律處罰程序的壓力更大了，當然這也離不開我們的催促；俱樂部應對欠薪的方式也更規范了，球員維權意識提升后，很多問題在找我之前就自己和俱樂部解決了。

所以我覺得，欠薪糾紛減少后，其他類型的案件一定會增多，比如轉會、注冊、處罰相關的糾紛，這才是正常的聯賽生態——現在去中國足協和體育總局的糾紛里，80%以上都是欠薪，這其實是不正常的。